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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州市

                      2020-01-10 19:06

                        自从(也可能是由于)杠杆清购(the leveragedbuy-out)产生以来,公司破产变得更为频繁了。杠杆清购是指这样一种交易,公司被人以大部分的借款资金购买,而借款购买人又以公司的自有资产来担保贷款。例如,一个企业的经理可能会用公司资产作为贷款担保而从银行借款后从企业所有人处将之购买过来。其结果是企业账簿上的负债额将增加,破产的风险也将增加。这是一件坏事吗?这种决定是复杂的。在一方面,就破产会产生无谓的社会成本[即,不仅会引起从股东、经理和有些债权人向其他债权人的财富转让,而且会引起对有价值资源(律师、银行家的时间和供给者的预期等)的消费和上述资产使用效率的降低〕而言,任何增加破产风险的因素都会产生社会成本。这还存在现存债权人的成本,随着破产几率的上升,他们全额取得还款的希望就会下降。但他们可以通过借款人资产担保其贷款、谈判限制借款人的其他债务、收取更高的利息率等形式保护自己。 在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债务会使经理变成企业的实际控制股东,从而通过将代理人变成委托人而降低代理成本。这也间接地降低了代理成本。因为它剥夺了企业以其留存收益为新项目融资的能力而迫使它经常去资本市场融资,从而减少了经理的自由决定权(参见14.7)。通过使企业成为一个风险更高的企业,很高的债务-自有资本率就可能抵消经理以厌恶风险的方式进行活动的倾向。股东通常希望他们投资的公司能以风险中立的方式进行活动,因为厌恶风险的股东只要通过拥有多样化证券投资组合就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特定企业的风险。但是,经理的企业特定人力资本不是很容易多样化的,所以经理就倾向于以厌恶风险的方式管理公司。这种倾向可能会被杠杆所抵消,杠杆将放大企业经营行情涨落的财务效应。(下一章将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在所有这些方面,杠杆清购降低了公司内的代理成本,即,使经理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结合起来。或至少有助于这样做,因为更复杂的是杠杆清购中的购买者是投资者而非经理:更高债务-自有资本率所产生的更大的财务失败风险可能会使经理更小心谨慎,同时又使他们经营管理决定的后果更具风险。 14.5揭开公司的面纱 虽然有限责任在吸引个人进行自有资本投资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无视这一点——用公司法的术语说,即揭开公司的面纱(piercing the

                        实施犯罪行为的共谋(conspiracy)无论其是否成功都应受到处罚。在共谋犯罪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对其当作单独犯罪处罚,那就会使对该罪的刑罚重于在只有一人犯下该罪情况下的刑罚,并且还使起诉人取得某些诉讼程序上的优势(在不同意义上使刑罚更重——你能理解其原因吗?)。对共谋的特殊处理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比单人犯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如果它们只是在会犯下更严重的罪行意义上具有更大的危险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加重刑罚;因为无论如何刑罚会更加严厉的。但事实上共谋犯罪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体现在可能犯下更多的罪行(正像一家企业总比一个个人能生产更多的物品或服务一样),并且也许这样做能通过劳动分工而更有效率(在私人而非社会意义上)——例如,让一个人放哨,另一个人驾驶一辆启动快的汽车,其他人保护盗窃的物品等。所以他们的成本也较低(共谋犯罪模仿了市场方法来实施犯罪),他们也可能更有效地完成犯罪和避免被逮捕。基于这两点,其最佳处罚应高一些。虽然这些优势由于其活动规模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共谋易被侦破这一事实所抵消,但其规模也许也能通过贿赂执法官员而逃避惩罚。而且,有些最为严重的犯罪(例如暴乱)是只有通过共谋才能实施的。没有取得成功的共谋犯罪仍要受到处罚。它是未遂的一种形式。主要的法律差异只是,被看作协议犯罪的共谋在即使共谋者没有靠近犯罪现场而只是在其努力的最早准备阶段就被拘捕的情况下也是应受处罚的。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共谋比单人犯罪更为危险,那么即使其犯罪既遂的几率由于犯罪预备(preparation)被更早地阻止而更低,其预期危害仍可能与单人犯罪未遂相同。与共谋概念相关的是帮助(aid)和教唆(abet)犯罪概念。我们来比较一下以下两种情况:(1)商人向他知道是妓女的一位女子出售时新的裙子。(2)商人向一已告知他计划用之进行谋杀的男子出售枪支。对以上两种情况,刑事责任将提高罪犯(主犯)的预期成本,但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很轻微的,因为妓女在不知道她职业的商店内购买东西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成本增值。在第二种情况下,施加刑事责任的收益看来好像是很大的——而且它是法律追究这样的刑事责任的一个领域。虽然引诱(entrapment)犯罪是对刑事起诉一种抗辩而犯罪未遂是一种犯罪,但引诱犯罪的概念还与犯罪未遂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察经常引诱或帮助某人从事犯罪。最为通用的这种奏效的策略是派一位密探去向毒品商购买麻醉剂,然后将毒品商作为现行犯“抓住”并对其不法销售提起诉讼。法律应该惩罚这样的无害行为好像是很奇怪的,因为将麻醉剂出售给而后将之销毁的密探是对任何人都无害的。看起来好像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将购买所花的钱从销售者处要回来。但其理论基础依然是预防犯罪。这一行为是无害的,但只要毒品商不被查获,他就完全有可能进一步从事非法销售,而我们现在逮捕他并对他进行审判是因为在安排好的犯罪中对他查获的成本要比在其普通犯罪活动中低。监禁的收益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查获和定罪的成本却要低得多。

                        前一节的分析帮助我们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一些特征: 1.在刑法实施中存在着一种公共垄断——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公共垄断,很少有例外。的确,同一行为往往既是犯罪又是侵权,于是私人实施在原则上就成为可能。但如果违法者像大多数刑事犯一样具有抗判决性,那么侵权救济就无效了,公共实施者在事实上就拥有垄断权。相反,在契约和侵权这样的法律领域(兼有犯罪的侵权除外),法律实施的主要责任就落到了私人部门之中。 犯罪与侵权(一方面)和违约(另一方面)间的主要差异是,由于用于查获的资源很少,前者的查获率远低于1,而后者的查获率却接近于1(在违约案中,拘捕率为1)。违约的受害人知道谁是要约人;汽车事故受害人通常也知道另一司机的身份;但盗窃的受害人却很少知道盗贼的身份。如果假设(略带夸张)一般侵权或违约案中的P为1,那么就不会产生实施的过度(不足)问题。正如我们已理解的那样——其条件是,实施中的财产权并不是依先来先供基础(first-comefirst-servedbasis)来分配,而是将它们留给侵权或违约中的受害人。如果某一侵权行为引起的边际损害是9美元,而查获和定罪的边际成本为1美元,那么f就为10美元,最早提出其权利主张的实施者就会得到9美元的纯利。取得这种纯利的机会会使实施者的实施花费超过1美元。受害人的排他权利就消除了这种资源浪费现象。(这种权利还具有什么其他经济优势呢?) 

                        毫不奇怪,有组织犯罪有时会使用暴力[而且更经常地使用暴力威胁(threat of violence)],因为用合法方式强加其契约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还有观点认为,与非团伙犯罪相比较,团伙犯罪运用暴力的频率可能要低。由于暴力能威吓公众,所以它将使警察作出更大的努力防止产生暴力的活动。暴力的这一结果对单个罪犯是外在的,但对一个大型犯罪组织却不是外在的。犯罪组织由此就会竭力地控制其成员的暴力倾向。犯罪组织会努力参与合法事务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事务为拥有投资货币和企业家技能的人们提供了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这样的参与应该得到鼓励还是阻止呢?一方面,减少有组织犯罪发生率的一种方法是增加其可选择活动(合法活动)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从有组织犯罪所得利润可安全地投入到合法活动中以赢得增值利润角度看,有组织犯罪的预期收益就会比其不这样做的高。在我们对团伙犯罪的复合描述中,似乎最不合理的特征是描述所称的全国甚至国际性的活动范围和垄断利润。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在一般有组织犯罪领域中的大规模行动会产生极大的不经济。第一,这里通常存在着批发和零售领域,而大量的销售总的来说是高度分散的,这表明这可能存在着巨大的规模不经济。第二,有组织犯罪企业被迫采用的隐蔽形式可能会阻碍它们建立与其他领域很大的企业有关的涉及庞大通讯的复杂控制机制。然而;垄断情况非常重要的一种有组织犯罪领域是广为人知的保护费勒索(protection racket),即敲诈(extortion)的一种形式。为了劝说受害人支付保护费,合伙敲诈犯就必须能保证受害人不受其他人的袭击或他的财产不受损毁;换句话说,也即合伙敲诈犯必须拥有法外暴力的当地垄断权。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政府官员往往是有效的敲诈勒索者的原因了吗?

                        discrimination,例如偏向黑人而歧视白人,参见26.6)和歧视妇女案件或反对公民投票(popular

                        13.6强制性容器押金由于在公路边和公园中丢弃啤酒和软饮料瓶罐所引起的有碍环境美化的污染是极难控制的。所以收拾这种丢弃物和寻查乱丢杂物者也就需要很高的成本。鉴于抓获乱丢杂物者的几率很低,对乱丢东西的处罚就很严厉,但它们又可能超过了有意义的威慑作用所要求的程度——而(我们从这一计划的根本问题是,不曾努力估计一下乱丢杂物的成本和与之有关的税收(押金)标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可能使税收支持者们在顾客只要退还容器就能收回其押金的情况下将税收看作是无成本的。但这一推论忽视了非经济成本。由于顾客要退还饮料容器,他就要承受贮藏和时间成本。如果规定的税收低于这一成本,那么人们就不会退还其容器,而且这一计划的唯一影响就是增加零售商的簿记成本(为什么即使在没有顾客退还容器而使零售商不必归还押金的情况下,他们的利润仍不可能更高呢?)。如果押金“税”标准高得足以使人们退还容器,那么它就会产生社会成本,而这种社会成本是以退还容器的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来衡量的(参见图13.3)。如果社会总成本小于被禁止的乱丢杂物的成本,这就没话可说了;但如果社会总成本高于被禁止的乱丢杂物的成本,那么强制性容器押金税收的管制就是一种无效率的手段。

                        将权利授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申请者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无效率(transitory inefficiency)。一旦广播权已通过发证程序而被取得,它们就可以作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物资产的附属物而被出卖。如果一个只有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发射台和其他实物财产的电视台被卖得价5000万美元,那么你可以确信,购买价格的主要部分是支付频道使用权费用。所以,广播权通常最终会落入那些愿意为之支付最多金额的人们手中,尽管初始“拍卖”可能还没有高效率地配置权利。广播电台愿意支付数以千万美元以获得一项为期3年的权利,这看来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在事实上,广播许可证只有在电台有严重不正当行为时才被终止。正如土地所有人在未缴纳不动产税时才可能失去土地一样。

                        解决这一清偿手段的方法就是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契约。律师将权利的一部分作为抵付方式而向当事人出借法律服务。由于专门从事胜诉酬金事务的律师可以积聚许多权利主张并由此使收益的方差最小化,所以风险就减弱了。专门化还使律师能比普通出借人更准确地估价风险;在使同样一个人或企业就风险进行估价并进行保险方面,节约措施是存在的。人们常常认为,胜诉酬金往往过高。但这在此很容易被误解。胜诉酬金必然高于他们提供同样法律服务所取得的酬金。胜诉酬金所补偿的不仅是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而且是这些服务的出借。这种贷款的内含利息率是很高的,因为其不履行义务的风险(败诉就使当事人对律师的债务得以解除)比普通贷款的风险高得多,而且由于利息率高加拖延时间长(可能好几年)所造成的利息总额之大——又没有减低普通借贷人风险的那种分期付款方式。但如果律师所做的恰恰是使其服务成为一种有风险的贷款,那么是否胜诉酬金就不应该是这种服务及利息的机会成本而应该是判决或和解所确定数额的一部分呢?这就存在着三项相关的经济学答复:第一,法律服务的最适度费用是诉讼标的的一个函数。诉讼标的越大,被告越会花大量的费用去阻止使之败诉的判决,从而原告的律师就会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去赢得这场诉讼。所以,律师的服务成本与诉讼标的成比例关系,并且可以用它们的一个百分比来表示。第二,为了使律师能积极地做好其工作,我们的方法是使其律师费随其努力的成功变化。这与前面讨论过的一个原理是相同的:按所救援东西价值的一定比例支付救援赔款(参见6.9)。第三,更大比例的风险从原告向律师转移。由于律师干好了原告就胜得多,律师干糟了原告就胜得少,所以原告在扣除律师费之后的诉讼预期收益方差就缩小了。胜诉酬金的问题是,在任何共有权情况下(胜诉酬金契约使律师在事实上成了原告权利所主张财产的共同承租人),正如我们在

                        假设生产100件产品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其他可变成本是100美元,而如果生产99件产量的可变成本是99美元,那么产量是100件时的企业的边际成本就是1美元。但还假设如果产量增至101件,从而使企业现存的生产能力紧张化,其全部产量的总可变成本将急升至110美元,那么其平均可变成本将是1.09($110÷101)美元,其边际成本将是10美元。所以,企业如果将产品价格从3美元降至2美元以促进对更高产量的需求,那么它就要从事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对法院来说,计算企业的边际成本仍然是困难的。虽然已有人认为可用平均可变成本替代之,但那种成本在我们这一例证中只有1.09美元,这我们是清楚的。将其用作边际成本(10美元)的替代数会导致这么一个错误的结论:削价(至2美元)并不是掠夺性定价。

                        正如最后一个观点所显示的那样,对财产权附加使用的条件并不总是有效率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野生动物问题的讨论。商标法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例证。商标的法律保护有赖于商标持有人实际销售商标所标明的产品和服务。你不能仅仅为你和其他人可能销售的产品梦想一个名字而在商标局注册,从而取得排斥他人使用这些名字的权利。允许这样“储存”商标,可能会导致人们在设计商标方面投入过度的资源。商标注册处也可能会被数百万的商标所阻塞,从而使销售者为避免侵犯注册商标的权利而进行的商标注册检索变得成本很高。3.6不相容使用(Incompatible Uses)事实上,(绝对的、无条件的)排他财产权是不可能的。如果铁路享有道路的排他使用权,它就必然被允许无法律限制地抛撒机车火花。否则,它的财产价值就会受到损害。但如果允许它这么做,那么邻近农田的价值将因火花引起火灾的危险而受到减损。抛撒火花是铁路财产权的附属权利(incident,即一束权利中的一部分)还是对农民财产权(或权利束,bundle ofrights)的侵犯呢?

                        英国法和大陆法的惯例要求诉讼的败诉方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attorney’s fee,这是一种赔偿indemnity),这可能为作为维护有价值的小权利请求方法之一的集团诉讼提供了一种选择。无论请求索赔的权利多小,只要请求人在其胜诉的情况下能得到诉讼费用的补偿,那么诉讼成本就不会阻止他对法律赔偿的追求。但是,在此还有一些问题:1.赔偿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原告的时间和烦恼(如果是小额赔偿请求,那么其相对于权利的价值而言可能是很大的)是得不到补偿的(它们可能得到补偿吗?)。2.除非原告必然胜诉,否则,他的预期诉讼成本仍可能超出其预期收益。如果他请求赔偿1美元,其胜诉的几率是90%,诉讼费用为100美元,那么其预期诉讼收益将只有90美分而预期诉讼成本却要20美元(在原告败诉和被告诉讼成本也为100美元的情况下,原告就将承担总额为200美元的律师费)。由此,原告就不会起诉。3.赔偿不具备集团诉讼的规模经济特征。假设有1,000个完全相同的1美元赔偿请求,每一请求的诉讼成本为100美元,其胜诉几率为100%。如果1,000个权利请求人全部起诉——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因为每人的诉讼净收益为1美元——那么维护这些权利将花费10万美元。如果这些权利请求被积聚成一项集团诉讼,那么诉讼费用就可能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为什么这一例证是不真实的?为什么这无关紧要?)但是,得出以下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如果集团诉讼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由于价值1,000美元的权利请求需要花费1万美元的诉讼成本,那么赔偿就会造成在社会角度看来是过量的诉讼成本。这种诉讼的可行性首先已全面地阻止了被告实施不当行为的可能性。这是赔偿的一项重要收益(而且它还表明了比较权利请求诉讼成本和权利请求价值时易犯的错误)。但是,集团诉讼是更具效率的一种诉讼方法。

                        当然,如果日本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销售其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在破坏了其在美国的竞争后再收回其损失,那就是传统反托拉斯所关注的问题;但这并不需要反倾销法来解决。但要注意的是,如果有人指出在美国参与掠夺性定价的不是单个企业而是整个外国产业,那么这种主张就应被看作不仅是掠夺性定价指控所产生的普通怀疑了。单个企业决定先降低价格,然后在驱逐出其竞争者后(可能是几年之后)再提高价格是一回事。但对一批企业而言,如果它们能够以这种策略从事经营,这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卡特尔很少可能取得的持久和协调。对反贴补税的分析也是相同的。如果外国企业得到资助而在美国市场上以低于正常价格的价格销售其产品,经济学的问题就是:贴补是否使企业的价格低于其边际成本,如果是这样,那么当(和如果)企业的美国竞争者永久退出该商业领域时这种贴补是否可能收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外国的出口商有能力控制国家的经济政策而使它们可能得到永久性的贴补——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这种贴补看作是对美国消费者的永久性津贴,而且这种津贴可能超过了其对美国生产者所产生的成本(为什么?)。否则,它就是标准的掠夺性定价情形的变异。

                        (2)交易成本永远不可能为零。事实上,即使在两个当事人间的交易中,交易成本也可能是很高的(正如我们多次在本书中看到的那样),尽管交易成本在总体上将随着交易当事人数量的上升而上升——也许是指数级的增长(要求将当事人数(n)全部加入的环比数公式在此种关系中是有启发意义的:n(n-1)/2)。即使交易成本永远不可能为零,只要交易成本小于当事人之间交易的价值,科斯定理仍将接近于现实。科斯定理有时被认为是一种赘述(即,在定义上是真实的),因为在实际上它所阐述的所有内容是:如果交易可以得益,理性的当事人将会进行交易;如果交易不能得益,理性的当事人将不会进行交易。这样说,实际上就是一种赘述,因为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不从事可以改善其净福利的人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这不必这样说。通过对以下假设的重述可以使我们得到经验性的内容:如果交易被允许而且成本不高,那么财产权的初始分配不会影响财产的最终使用。人们在努力地检验这种假设,结果是复杂的。科斯定理的运作在图3.1中得到图解性描述。R曲线表示作为每日火车通行数量函数的铁路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由于每辆增加火车对铁路净收益的作用被假设为比前一辆火车小,所以曲线呈下斜趋势。F曲线表示农民庄稼损害的边际成本,也是作为火车数量的函数。它随着火车数量的增加而上升,以下面的假定作为根据:对有些火花损害,农民是能够作出调整的,但每增加一辆火车就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曲线F和R必须分别被假设为下斜和上升吗?)假定火车数量的改变是改变庄稼损害量的唯一途径。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每天火车的通行数为n,铁路是否要对庄稼损害负责任呢?n点往左,铁路可以通过增加火车通行数而能使对其收益的增加超过对农民的损害,所以,铁路理所当然会增加其火车通行量。n点往右,火车通行量的减少会使农民净收益的增加超过它可能对铁路收益的减损,农民将向铁路付款以减少火车通行量,直到n点为止。如果农民有免受庄稼损害的法律权利,而非铁路拥有抛撒火花的权利,那么其数量将会是相同的。n点往右,农民会诉铁路要求其减少火车通行量;n点往左,铁路会支付一笔钱以使农民放弃他免受损害权的一部分。然而,我们不能作出这样的推断:依效率观点,权利的初始分配(the initial assignment of rights)是完全不重要的。由于交易并非是无成本的,所以,如果我们在开始要将权利分配给两方中的一方,那么效率就是通过将法律权利分配给愿意购买他的一方而得到增进的,即应将法律权利分配给我们第1假设情形中的铁路和第2假设情形中的农民。此外,我们还将看到,交易成本有时相对于交易价值是相当高的,以至于使交易行为变得不经济(uneconomical)。在这样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分配也就成了终极分配。

                        (Pp一Pd)J>2[(Pd + 1-Pp)C-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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